金融危机防范与东亚经济重振

东亚金融危机是继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又一次新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传染性强，不断反复，缠绵持久，迄今还在发展之中。事实上，金融危机不只是资本主义国家难以避免，也有可能出现于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中，金融体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动的失控是金融危机的内生要素。正由于此，在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转型中，人们应高度重视并切实搞好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特别要花大力气健全金融体制，大力增强对金融危机的防范能力，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兴利除弊，采取积极稳健的发展战略。

尽管索洛斯等国际投机家在东亚经济危机中的表现并不光彩，甚至令人厌恶，但是人们不应该以道德准则来衡量和要求机构投资者的行为，并认定危机，就是索洛斯造成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重要的任务是“反求诸己”，搞好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特别要致力于金融体制的建设。

尽管自发性的信贷与现代金融活动增大了支付、偿债危机的可能性，但是通过货币、信用、金融制度的完善，人们完全可以缓解内生的矛盾，从而化解危机。在现代金融经济时代，借助于更为合理的金融制度，特别是更加严格的监管制度，人们完全可以有效防范金融危机，使金融活而不乱。

东亚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主要原因是金融制度和证券市场制度的缺陷。金融制度的缺陷主要表现为银行体系不健全和监管体系薄弱。亚洲银行的显著特征是资本充足率不足和大量坏帐的存在，使银行体系脆弱无力。银行信贷往往缺乏严格的风险分析，在经济长期奇迹式发展的背景下，外国银行也往往只考察政府预算盈余，而不是公司收支平衡状况，从而表现出放贷的盲目性，由此促使企业盲目上项目，“热点产业”膨胀和泡沫泛滥。在这种情况下，不良贷款的增加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银行一旦不能获得国外短期信贷的维持，就会发生危机。另外，中央银行监管乏力也是造成银行信贷扩张的重要原因。

另外，新兴国家初生期的证券市场存在着制度缺陷，听任“国际热钱”涌入，促使股市投机活动猖獗，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在自由换汇的体制下，就会有国际资本的“大逃亡”和汇市的暴跌。

金融危机给人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市场经济中金融制度缺陷会带来严重后果。东南亚一些国家在一片“金融搞活”声中，疏于金融制度建设。尽管这些国家外资逐年增长，外汇储备也不断增加，但金融制度构建的失误，也会带来经济大厦的突然崩溃。因而，为了治理和防范金融危机，必须从健全制度，特别是金融制度着手。我国正处在由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型期，加强以银行改革为核心的金融制度建设，尤为重要。为防止金融风险，要切实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我国银行制度负盈不负亏的体制，使银行缺乏自我约束；加之转型期国有企业的信贷扩张行为，造成随意发放大量收不回的贷款，一旦强化金融秩序，又出现银行“惜贷”，缺乏经营积极性。当前需要大力推进专业银行商业化的改革，建立起现代商业银行体系，使银行自主经营，自行发展，自求平衡，自负盈亏，同时，要解决好银行资本金的充足和不良贷款过大问题。银行改革的重要问题是加强中央银行实施独立货币政策的功能，切实加强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

通过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形成合理的企业行为，克服转型期企业负盈不负亏机制下产生的投资冲动和消费亢进，解决转型期银行信用扩张和经济过热病，是解决国有商业银行不良信贷的根本途径。除此之外，还要推进就业、社会保障体系、财税等等领域的改革。

亚洲一些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可以向深层追溯：产业结构的缺陷。目前，亚洲国家正在进行一场制度建设和结构调整：制度建设旨在完善生产关系使之适应于生产力；结构调整旨在完善产业结构和增长方式，增强产业经济竞争力。对于亚洲发展中国家来说，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是进一步吸引国际资本、技术使之与自身的资源相结合，形成富有竞争力的产业经济的前提。

东亚国家近二十年经济的发展，走了一条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推进产业升级的道路。亚洲拥有比较优势的资源，使其廉价的劳动力与外国的资本、技术相结合，就能形成生产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拥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亚洲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需要工业化资本的积累与知识的积累，即科技人员的培育和劳动者文化素质的提高。产业发展中要经历一个由低到高，由劳动密集为主到资本、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为主的不断升级。因此，把发展劳动力密集产业作为进一步推进产业升级的踏足石，是一项符合产业现代化规律的发展战略。人们可以看见，新加坡、台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在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同时，还使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得到发展，特别是韩国建立起需要大资本投入的重型经济结构。至于中国内地近二十年经济发展则更表现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并举。

亚洲产业结构的缺陷是依靠外国资本和技术发展起来的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产业，在劳动力价格变贵后，竞争力会削弱。这是亚洲高增长经济中固有的内在矛盾。一些国家和地区还存在着产业结构单一，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产业结构趋同的问题。当然，东亚模式运行中的缺陷，并不意味着这一模式的失灵。

亚洲产业结构和增长方式的优点，不是在一场危机中就归于消逝的。这一产业结构的竞争力在今天和今后更长一些时期内仍将存在，东亚还可以在结构改革中更有效地加以利用。在世界走向知识经济的新时代，亚洲发展中国家要把长期的经济振兴建立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上。亚洲各国应进一步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当前大规模企业破产、兼并正在进行之中，特别是西方大企业加强了对当地企业的收购和重组。尽管这一场结构调整是痛苦的，但它毕竟会促进亚洲产业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

60年代日本经济的重振和高速增长，或是70年代以来“四小龙”奇迹似的持续高增长，以及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走向繁荣发展，都鲜明地体现了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的作用。亚洲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不是使政府的经济作用消亡，而是使政府在产业政策的制订、引导资金投入、扶持大工业的发展、适当保护本国产业、支持企业扩大国外市场等等方面，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这是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所决定的：（1）旧的经济、社会结构还压抑着向市场体制的转换，从而需要发挥政府体制创新的功能；（2）转型经济存在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的空档时期和市场失灵，要求政府在微观活动从基础设施到基础产业的兴建中起介入作用；（3）转型期的企业非理性行为和经济缺乏市场自我调控功能，由此带来运行矛盾和滞阻，要求政府发挥宏观调控的功能；（4）在大国主导全球经济及其竞争压力下，发展中国家幼弱产业健康成长和后来居上，不可能没有政府的支持。近30年“亚洲奇迹”出现的事实，证明了政府主导型亚洲模式的积极作用。

但是，主要依靠市场配置资源，毕竟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政府的主要经济功能毕竟是创造体制以启动市场，设置参数以“校正”市场，不可能以行政力量取代市场。东亚政府主导型模式在其现实运行中客观存在着政府功能与市场机制的矛盾和冲突，甚至表现出政府功能压制和扭曲了市场机制，出现了政府过度干预下企业经济活动的畸化和市场调节不灵产生的结构畸化。亚洲政府主导型模式存在的弊端，在当前亚洲国家和地区进行的结构调整中，迫切需要进行政府功能的革新。重要的是按照“市场办不了和办不好的政府办”的原则，实行更准确的政府功能定位。高能量、高效率的政府不表现为政府对微观活动的干预，而在于在放手发挥市场调节功能的同时，用恰当的方式搞好政府引导和宏观调控。